在过去几十年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无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和改变。互联网、智能手机、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不仅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也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增长。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均匀惠及所有人群，反而可能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
首先，从就业角度来看，虽然信息技术带来了新的工作机会，但这些机会往往集中在既有技能的人手中，而对于那些缺乏必要技能或教育背景的人来说，可能会失去工作。例如，一旦某个行业被自动化取代，比如制造业中的重复性劳动，那么相关岗位上的工人将面临失业风险。而对于能够适应这些变化并掌握新技能的人来说，他们则可能获得更高薪酬和更好的职业晋升机会。这一现象导致了一部分劳动力被边缘化，使得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其次，从收入增长角度来看，不同群体对信息技术进步的收益程度不同。企业家和创业者能够通过开发新产品和服务利用科技优势获取巨额利润，而传统产业中的员工由于无法快速适应市场变化，其增收空间受到限制。此外，对于那些依赖于低成本劳动力的公司来说，即使他们采用先进的管理工具或设备，他们也很难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因为他们无法提供与科技驱动型公司相比具有相同吸引力的高端产品或服务。这意味着即使是那些努力保持竞争力的企业，也难以避免因资源配置不平等而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
再者，从教育资源分配角度来看，不同地区甚至不同的家庭都存在严重不足的问题。在一些地区学校普遍拥有先进设施，并且教师受过良好训练；然而，在其他地方，由于财政短缺，孩子们只能接受较为落后的教育环境。这导致学生们从小就开始接触到不同质量的知识内容，有些孩子因此获得更多学习资源，为未来成功打下基础，而另一些孩子则因为缺乏基本条件而无法充分发挥潜能，这种情况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层级之间的隔阂。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考虑的是政策制定者的角色。在追求经济增长时，如果政策偏向支持资本投资而忽视劳动权益，或是鼓励创新但忽略对公平性的监督，那么这两方面之间长期矛盾日益激烈，最终可能会造成收入悬殊问题更加严峻。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控制税收优惠政策，使之真正惠及所有阶层，同时也不能确保最底层人民享有基本生活保障，那么这种制度性的不公正就会持续下去，加剧贫富差距。
最后，我们还要认识到全球化这一趋势在促进知识流通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它也让国内产业面临来自世界各地低成本生产国家的大规模压力。尽管全球范围内的一些国家通过出口加工工业实现了一定的经济成长，但这种模式通常伴随着大量低技能工作人口，因此它们并不一定能解决内部收入悬殊的问题，而且由于国际贸易规则常常倾向于保护资本投入，更容易造成国内农民、工人的生活水平下降，这又增加了国内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间，以及国民中上层与下层之间相互排斥的情绪，让整个社会结构更加紧张。
总结起来，无论是从就业市场还是从个人能力培养还是从公共政策执行以及国际关系上讲，都可以看到信息技术发展如何影响并推移着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形成的一个重要特征：即越来越明显的地理空间（城市-乡村）、文化空间（学历-非学历）、年龄空间（青壮年-老年）以及身份政治领域（男性女性）的区别。当我们试图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似乎能够轻松获益于数字革命，而另一些人却感到自己被遗弃时，就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多维度问题，它要求我们的解决方案也是跨领域综合协调，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分享数字时代带来的机遇。
